冰刀刻在大兴安岭的年轮里

曲迎君站在看台上观察队员们的训练状态，及时纠正他们训练中出现的问题。 （图片由本人提供）

□曲迎君

清晨，大兴安岭地区体育中心的冰场上还凝着一层薄霜，我蹲在冰边，指尖轻轻蹭过冰面，远处，穿训练服的孩子们正绕场滑行，冰刀划过的痕迹，与我1984年第一次穿冰刀时留下的辙印重叠。我就是孩子们的教练、大兴安岭地区体育训练中心速度滑冰高级教练员曲迎君。

接到邀请，在《大兴安岭日报》创刊60年之际，撰写一篇回忆我与《大兴安岭日报》结缘的稿子。1975年，我出生在加格达奇区。10岁那年，进入地区体校速滑队，成为了一名速滑运动员。第一次穿冰刀鞋的那天，我摔了17次，却笑着对教练说：“冰面比我家的土炕还亲。”那时候，体校没有正式冰场，教练带着我们在刚封冻的大河上训练。每天放学后，都要练3个小时冰上动作，下冰后还要做陆地训练——蹲起、蛙跳、模仿冰上摆臂，常常累得坐在地上哭。但哭完后，我还是会爬起来，因为听见冰刀划过冰面的声音，就像听见了梦想在喊我。1985年，《大兴安岭日报》首次报道了我所在的速滑队，标题是《冰上的小老虎》，配了一张穿着补丁训练服滑冰的照片，这也是我和家乡的这份报纸连接情谊的开始。

1985年，我十分荣幸地能够代表大兴安岭参加黑龙江省少年速滑赛，获得1500米第六名。初战的成绩，让我更有了奔头儿。1987年，我带着满满的信心再赴省城比赛，夺得少年女子速滑全能第二名，被省体校教练招至麾下。在省体校的那几年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训练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我几次在全国速滑赛均取得好名次，1993年，我终于登上全国速滑锦标赛女子1500米冠军的领奖台，迎来了我运动员生涯的高光时刻。

1997年选择退役后，我毅然决然选择留在体校当教练。因为我不想让孩子们像我一样，因为没机会训练而留下遗憾，从此开始了“教练+家长”的双重角色。执教三十年，我先后为国家队、省队和省体校输送50名优秀运动员，其中国家级健将10名，一级运动员30余名。这些数字的背后，不光饱含了数不尽的汗水与付出，同时也深刻地诠释着“择一事终一生”的含义。

创刊60年来，《大兴安岭日报》始终是家乡冰雪运动的“记录者”。而我的坚守，也让我见证了大兴安岭从“林业大区”到“冰雪强区”的转型。父亲还在世时，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在《大兴安岭日报》上收集各种与我有关的新闻，从报纸上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，压在家里的茶几上，逢人来家中做客时，父亲总是兴冲冲地向他们介绍这是哪一场有我参加的比赛，我拿了第几名。父亲的习惯一直影响着我，父亲的剪报我留存至今，并接过父亲的接力棒，从收集自己的新闻，慢慢变成收集自己学生们在赛场拼搏获奖的新闻，那份第一次被《大兴安岭日报》报道的新闻剪报至今还压在我的办公桌下，这不光会使我想起父亲当年对我的那份无言的爱，更是一份记录我与《大兴安岭日报》成长的最好证明。

冰刀未老，城正年轻。黄昏时分，站在冰场边，看着孩子们训练。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像一串跳动的音符。大兴安岭的冬天很长，但只要有冰刀，日子里就有欢乐。风里传来孩子们的笑声，冰刀划过冰面的声音，像一首关于传承的歌，越唱越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