岁月悠长书香远 □姜红伟

日期:2022-01-12 人气:846

   像一匹小马驹拉一辆大挂车,身为成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孩子,我十分喜欢阅读那个年代出版的大书。那些犹如高粱米、苞米面一样的文学食粮,不但养活了我的思想,涵养了我的品质,而且还树立了我的理想,决定了我的命运,使我得以在那片文化沙漠中寻找到了一片精神绿洲,让我得以在文化的喂养下茁壮成长,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。
    给我文学启蒙的书
    那是1972年的夏天,我还是一名到处调皮捣蛋的学龄前儿童。为了使我这匹1966年出生的小野马能收敛野性,乖乖地待在家里读书,避免在那个动乱的年代到大街上惹是生非,我的父亲从外地出差给我买回一本《欧阳海之歌》。那时候,我虽然年纪小,没上学,但是由于接受了父亲的识字教育,会用字典。因此,在这些汉字“哥们儿”的帮助下,我开始了阅读《欧阳海之歌》。
    这是一本写英雄的长篇纪实小说,讲述了一位叫欧阳海的解放军战士的成长历程、生平事迹以及勇救火车、光荣牺牲的故事。这是一本长达444页的大书,由于书中大量晦涩、陌生、怪异的汉字,他们经常趁我聚精会神埋头阅读的时候从潜伏的字里行间跳出来,犹如一群穷凶极恶的拦路虎一样阻挡在我阅读的路上,给我的阅读带来了天大的麻烦。但是,欧阳海的故事实在太吸引我了,为了能冲破阅读障碍,不影响我继续读下去,我经常像跨栏比赛一样,跨过陌生的字眼,跳过陌生的篇章;我经常像生死逃亡一样,躲过生字的纠缠,逃过生词的追杀。于是,在这种磕磕绊绊、囫囵吞枣、连蒙带猜的阅读状态中,我在一个月时间内读完了这本好看的书。从这本书里,我懵懵懂懂地体会到了小说的魔力、作家的神奇、作品的魅力。从这本书里,我正式接受了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启蒙。
    帮我文学早熟的书
    随着年龄的增长,识字的增多,阅读的兴趣日益浓厚,1973年,我变成了一个如痴如醉的“书迷”,读大书读到了一日不读如隔三秋的程度。但是,由于父亲给我买的大书被我“消灭”了,因此导致我的读书生活呈现出“山重水复疑无路”的窘境。就在我为无书可读而闷闷不乐的时候,父亲告诉我一个好消息:图书馆开业了。听到这个喜讯,我乐颠颠地跑到图书馆去借书,结果,由于年龄小,他们不给办理借书证。看着图书架上那一排排列队整齐的大书,好像看见一堆堆新出炉的面包,我馋得不得了,肚子里的馋虫爬来爬去,一个劲地怂恿我赶快想办法把这一本本好书借到手。别看我那时候年龄小,机灵着呢。我眉头一皱,计上心来,我决定采取软磨硬泡的办法达到目的。我走进图书借阅处,找到正在忙着采编图书目录的三位阿姨,嘴巴甜的“阿姨长、阿姨短”地叫着。她们看我长得白白胖胖的可爱样,便七嘴八舌地逗我说,只要我给她们演节目,她们就借我书。她们不知道,演节目是我最擅长的拿手好戏了!那个年岁,由于电影院天天放映的是样板戏,因此,我学会了几十段现代革命京剧的唱词。尤其是《红灯记》的选段,我几乎倒背如流。于是,我亮开嗓门,摆开表演的架势,一个人分别扮演李玉和、李铁梅、李奶奶三个角色,用不同的唱腔为她们演唱了《红灯记》里的选段,我表演的十分卖力,不但赢得了她们的齐声喝彩,还赢得了免证借阅的权利。
    从此后,直到1977年,我只要有时间,就跑到图书馆,向三位管图书的阿姨“卖艺”。我从图书馆里先后借到了《山村枪声》《三探红鱼洞》《新来的小石柱》等近30本流行小说。通过阅读这些文学著作,扎实地练就了我在文学创作上的童子功。
    对我影响最大的书
    在我少年的阅读史上,《小英雄雨来》《闪闪的红星》和《高玉宝》三本书是我百读不厌的“红宝书”。1974年9月,我成了呼中区第二小学的一年级“小豆包”。望子成龙的父亲在新华书店给我买了三本书,送给我做入学的礼物,并分别在每本书的扉页上写下了他的殷切希望和谆谆教导。在《小英雄雨来》的扉页上,他写道:好好学习、天天向上。在《闪闪的红星》的扉页上,他写道:学习潘冬子,做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。在《高玉宝》的扉页上,他写道:听毛主席的话,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对这三本书,我如获至宝,爱不释手。我每天把它们装在书包里,在校时利用课余和自习时间读,放学后回到家里趴在被窝里读,读来读去,每本书都被我熟读了。书里那些精彩的片段,我已烂熟于心,背诵于口。在读完《高玉宝》后,我的小脑瓜开始思考一个大问题:今后,等我长大了,我也要向高玉宝叔叔学习,像他那样,当一个作家,写一本大书!
    这个理想的念头像一颗种子,从此埋在我少年时代的脑海,并一天天生根、发芽,终于在三十四年以后开了花,结了果:2008年4月,由我编著的中国第一部校园诗歌史专著《寻找诗歌史上的失踪者—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历史备忘录》由黄河出版社出版了。这本厚达600多页的大书,填补了国内校园诗歌史学术研究的空白,在文坛引起了较大反响。我由此加入了黑龙江省作家协会,成了一名业余作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