林业开发的拓荒人——忆原国家林业部部长、原大兴安岭特区党委书记罗玉川
原大兴安岭特区党委书记罗玉川同志。（图片由大兴安岭地区档案馆提供） □高宏伟 1988年8月17日，星期一。我和地委党史委的另一名同志到国家林业部，采访原国家林业部部长、原大兴安岭特区党委书记罗玉川同志。罗书记当时住在林业部后院的三层独栋别墅，他的秘书罗湘领我们来到罗书记家的一楼会客厅，然后他上楼搀扶时年79岁的罗书记下楼。罗秘书向我们介绍说，罗老昨天才出院，身体还没完全康复，采访时间尽量短一些。 罗老很关切地问我们：“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震惊中外，不知救灾工作进行得怎么样了？”罗老虽然退居二线，还是十分关心大兴安岭林区人民的生产生活。我们一一向罗老汇报了“五六”大火如何发生，火势如何凶猛，救灾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等。他沉思了片刻说，“水火无情啊！火是森林的头号敌人，它不仅使人民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。而且严重影响林业生产，所以必须进一步加强森林资源保护措施，建立必要的防火营林专业机构。” 据罗老所讲，1955年5月，大兴安岭阿木尔一带就着了一场大火，烧了一个多月，森林损失很大。鉴于这场火灾，林业部很重视，大兴安岭这么大的林区，不及早开发，有可能损失更大，当时林业部已经形成共识，为大兴安岭开发建设做准备。 1960年至1963年，罗老每年都带队到牙克石管理局调研，到辖区的甘河、阿里河林业局，到林场工段、班组开调研会、座谈会，听取他们对大兴安岭林区开发的意见。他们和基层党政领导、科技人员、林业工人、当地居民和少数民族同胞，在简陋的工棚里、在林间的木刻楞中、在炕头上谈未来林业的发展。罗老在座谈会上讲，中央准备开发大兴安岭林区，按照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精神，学习大庆经验，把大兴安岭建设成为一个革命化、现代化的新林区。到那时，林业工人都住上砖瓦房，楼上楼下电灯电话，夜晚走在马路上都有电灯照明，人们生活水平将得到极大的提高。与会同志都问罗老，“什么时候开发呀？”看得出，人们期盼早日开发大兴安岭。鄂伦春人祖祖辈辈生活在森林里，除狩猎外，对森林防火、灭火有着丰富的经验。罗老专门听取他们的介绍，请他们做示范，增强感性认识，得到了第一手资料，为以后森林防火打下了基础。 1963年3月，罗老一行人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从嫩江县出发，穿过黑河地区，经呼玛县直奔塔河、十八站、到达新林区。当时大兴安岭的气温仍然十分寒冷。他穿着棉袄棉裤，外面还穿着棉大衣，也没感到暖和。这次实地踏查，他走遍了大半个大兴安岭，摸清了一些底数，为中央正确决策提供了依据。在回来途中，他又赶到大庆参观学习，大庆油田的先进经验和“三老四严”的革命精神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还专门到中国林科院、东北林业设计院、中科院林土所、各林业院校及内蒙古林业科研单位等，邀请林业专家学者们深入林区，针对林业生产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开展大规模的科研工作。登门拜访了当时我国林业界的知名人士陈嵘、唐耀、郑万钧等老先生，征求他们对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意见。 1964年1月21日，罗老参加了国家经委召集的会议，研究开发大兴安岭林区。会上指出，木材产量仍是我国工业生产中的一个主要薄弱环节，需要大力加快森林工业建设。为了适应经济建设的需要，中央决定采取石油工业部建设大庆油田的经验，以林业部和铁道部为主，会同其他各有关单位，集中力量，艰苦创业，在大兴安岭林区组织一个会战。会后，林业部、铁道部和其他有关部门组成一个小组，必须尽快提出一个方案来。由于罗老他们从1960年以来，就一直准备开发大兴安岭新林区，再加上黑龙江省1955年和1958年的两次开发，对大兴安岭的情况已基本了解，1月27日，罗老和他的同志们仅用一周时间，就以林业部、铁道部的名义，向国家经委并中央书记处上报了《关于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》。 2月5日，李富春副总理找到罗老和郭维城副司令员，告诉他们，“开发大兴安岭林区的报告，中央很快就会批转。开发大兴安岭林区就是一次战役，中央决定打，你们一定要顶住，一定要打赢，任何情况，多大困难也不能撤下来。要学习大庆精神，把大兴安岭建成一个科学管理的、有文化的林区。”2月10日，中共中央、国务院以中发（64）92号批转了这个报告。 开发大兴安岭林区是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，也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作。鉴于过去几次尝试开发，进去后都因种种原因没能成功，这次既然下决心进去，就一定要站住脚，一定要取得全胜。为了保证开发任务的顺利完成，在大部队进入林区以前，必须做好勘察设计工作和各项准备工作。对于林区职工的粮食、生活用品的供应以及商业网点，居民点的设置，也要事先做出整体规划和具体安排。大兴安岭林区开发所需投资和设备、材料，由国家计委纳入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。对于这项工作，各有关地方和有关部门应当大力予以协助。中央责成国家经委负责督促检查并组织好各方面的工作。中央同意报告所提组织开发大兴安岭的会战指挥部，决定由郭维城同志担任指挥，张世军同志担任副指挥，指挥部成立党委，由罗玉川同志担任书记兼政委。指挥部由林业部直接领导，同时接受黑龙江省委和内蒙古自治区党委的领导。至于铁道兵担负的工程任务，同时接受铁道兵党委的领导。 1964年5月，张天民、雷战奎陪同罗老从岭北转至呼蒙后来到加格达奇。当时加格达奇林业局的负责人蒋守义做向导，沿鄂伦春族人打猎走的毛道儿往北走，进行实地踏查，并给林场定名。在小扬气查看了原多布库尔经营局址和多布库尔河流，这里有山有水，绿树成荫，就叫“绿水”。又往前走到古源河源头，地域比较开阔，在这里建一个林场叫“古源”。傍晚走到海拉驿，因王明贵带领的抗联三支队在库楚河畔遭到日本侵略军的伏击，许多同志在此牺牲。罗老提议把海拉驿改名“壮志”。“为有牺牲多壮志，敢教日月换新天。”把松岭林业公司最北面的一个林场定名为“新天”，随行的设计院张院长把这几个地名标在规划图纸上，定了下来。罗老告诉蒋守义：“中央已经决定，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就要上马了，你们要做好迎接开发会战的准备。” 7月，会战指挥部指挥郭维城也来到加格达奇，在林业局后院召开露天大会，郑重宣布：“中央已经决定铁道兵、林业、地方联合一起开发大兴安岭，现在大会战正式开始了！”这是大兴安岭林区全面开发的第一次会议。 “参加会战的人员越来越多，有铁道兵、林业工人、干部等，从四面八方来到林区，吃住成了问题。我与商业部联系干菜供应，我到呼和浩特找乌兰夫同志除通报会战情况外，请求帮助解决牛羊肉供应问题，到黑龙江省找欧阳钦、李范五同志，联系解决副食品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保障问题。同时，我们也号召全体军民要为国家分忧，在大兴安岭地区搞农场、牧场，争取两三年内副食品半自给，家属用粮也争取三五年实现部分自给。总之，要贯彻自力更生的方针，减轻国家负担。” 不知不觉时间过去了1个小时。到了我们和罗老告别的时候，我们邀请罗老再到大兴安岭看看。罗老说，“现在身体不太好，等身体完全康复，争取再去大兴安岭看看。1986年受大兴安岭地委、行署领导的邀请，我去了加格达奇。”说到这，罗老有些激动，他很感慨，“当年的荒原不见了，当年的帐篷不见了，当年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不见了，现在的加格达奇是一座拥有10多万人口的现代化林区新城。马路宽阔，高楼林立，机关、学校、商店、医院、公园、游乐场等一应俱全，中央开发大兴安岭的决策是特别正确的。” 时间荏苒，岁月如梭，一转眼开发建设大兴安岭林区已经60周年了，当我重新整理当年采访罗老的笔记时，罗老的音容笑貌浮现在我的眼前……
